第十八章 天才的计划

作者当年明月 全文字数 11269字
温体仁下台,最受益的人,应该是杨嗣昌。我查了一下,他崇祯十年(1637)三月当兵部尚书,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,按照温先生的脾气,像杨嗣昌这种牛人,不睬下去,是不大可能的。 温体仁走了,杨嗣昌来了,不久之后,他就将进入内阁,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。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,要实现十面张网,现在的人是不够的,必须再增兵十二万, 要增兵,就得给钱,按杨嗣昌的算法,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。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,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,崇祯也是不出的,唯一的来源,只能是找老百姓要,具体说来,就是加租。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,全家还能丰衣足食,张献忠、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,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,然后回家吃饭。然后官府告诉你,加租,每年交两百斤,结果全家只能吃糠,再打过来的时候,你就会出门,帮李自成叫声好,让他们往死里打,帮你出口气。 再后来,官府告诉你,再加租,每年交四百斤,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,不用人家打上门,你就会打好包袱,出门去找闯王同志。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,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,如果再加,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。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,因为他相信,杨嗣昌的计划,能够挽救危局。 最后,杨嗣昌说,要实现这个计划,我必须用一个人。 崇祯同意了。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,叫熊文灿。 熊文灿,贵州永宁卫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历任礼部主事、布政使、两广总督。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,只是因为一个误会。 不久前,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,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,干啥不知道,虽说来意不明,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,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,转成请过来吃饭。 既然是吃饭,就要喝酒,吃饱喝足,再送点礼,这位太监也很上道,非常高兴,一来二去,也就熟了。 既然是熟人,也就好说话了,双方无话不谈,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,什么都说,但只有一件事,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。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? 几天后,这位太监要走,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,最后套口风。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,双方临别,喝得也多,喝着喝着,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。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,外加豪气干云,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: “诸臣误国,如果我去,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(令鼠辈至是哉)!” 他万没想到,有个人比他还激动。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,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,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,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,都没有套出来的话: “我到这里来,就是来考察你的!回去我就禀报皇上,让您去平乱,除了你,谁还能扫清流贼!(非公不足办此贼)” 酒醒了。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,听到这话,当时酒就醒了,脑筋急速运转后,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,立即提出了五难,四不可。 所谓五难,四不可,大致就是九个条件,也就是说,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,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。 大致说来,这就是一篇公文,就算让专职秘书写,也得写个一天两天,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,实在用心良苦。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,只用一句话,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: “你放心,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,但如果皇帝都答应,你就别推辞了。” 就这样,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,来到了京城。 崇祯知道了,杨嗣昌也知道了,在那遥远的南方,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,愿意为国付出一切。 当然了,熊总督的那些条件,自然不在话下,关键时刻,有人肯上,就难能可贵了,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?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,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,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,他们都相信,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。 于是,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,他即将前往中原,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。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,是广东、广西两个省,而他现在的辖区,包括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五省,按说,他应该很高兴,高兴得一头撞死。 两广总督,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,盗贼也多,但好歹图个平安,也没人来闹,现在这五个省,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,且都是巨寇、猛寇,没准哪天就被抓走,实在比较刺激。 但既然来了,再跟皇帝说,其实我是忽悠您的,那天是喝多了,估计也不行,想来想去,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 后世有很多人,对熊先生相当不屑,说他没有能力,没有气魄,但在我看来,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,他自幼读书,当过地方官,也到过京城,还出过海(出使琉球),见过大世面,总体而言,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——这也不会,那也不会。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,比较怕事,比较没有打过仗,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,竟然是靠一项军功。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,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,此人的名字,叫郑芝龙。 郑芝龙,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,有个著名的儿子——郑成功。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,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,成功搞定福建沿海,最终搞定自己,获得提升。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,骗得了上级,骗不了群众,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,许多人都认定,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。 崇祯十年(1637)十月,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,迎接他的,是下属左良玉。 刚开始的时候,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(没摸清底细),过了几天,发现熊总督黔“熊”技穷,除了天天开会,啥本事都没有,索性就消失了,没办法,像熊总督这种熊人,左总兵是看不上的。 熊总督也急了,他本不想来,来了,将领又不听使唤,自己手下的兵力,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,又要完成业绩,无奈之下,只好使出老招数——招抚。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,最大的两股民军,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。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,刘国能有五万。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。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,但论江湖经验,跟张献忠、刘国能比,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,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,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,更何况,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,要想招降,是很困难的。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,还不是上面这些,他首先要解决的,是另一个问题——发通知。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,平时也没住在村里,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,要找到这两个人,似乎很难,情急之下,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,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,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,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,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。 对此,左良玉嗤之以鼻,连杨嗣昌听说后,也只能苦笑。 总之,在当时,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,大约是个笑话,笑完了,就该滚蛋了。 然而这个笑话,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,继续了下去。 过了不久,熊总督就得到消息,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。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,他表示,自己虽然兵强马壮,但是很想投降,很想为国效力,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,所以需要准备几天。 这是鬼话。 类似这种话,张献忠说的次数,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,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,专程忽悠一把,要换了洪承畴、卢象升等一干熟人,拉出去就剁了。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,除了逗人玩,还有客观原因。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,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,高迎祥垮台了,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,随时可能破产裁员,包括李自成在内。 高迎祥死后,孙传庭就放出了话,只要搞定了李自成,他就退休回家。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,已经很吃力了,又来了这么个冤家,两下夹攻,连吃败仗,没办法,陕西没法呆了,只好掉头进了四川。 偏偏年景太差,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,只能接着往前跑,前有追兵,后有堵截,实在没办法,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,动弹不得。 环境如此,张献忠混得也差,留个后路是必要的,所以找到了熊总督,当然,投降是不会的,先谈条件,过几年实在不行了,再投降。 但他万没想到,过几天,他就会乖乖投降。 因为几天后,一个消息传来,刘国能投降了。 刘国能,外号闯塌天,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,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,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。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,也找上门来,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,但是很想投降,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,需要准备几天。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,跟张献忠的差不多,不同之处在于,他准备了几天,就真的投降了。 崇祯十年(1637)十一月,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,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,服从改编。 招安 小时候,我读水浒传的时候,曾经相当厌恶宋江,觉得他替天行道,开始造反,很是英雄,最后却又接受招安,去征讨方腊,很是狗熊,同样的一个人,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? 后来我才明白,造反的宋江,和招安的宋江,始终是同一个人。 为什么要造反? 造反,就是为了招安。 当年的宋江,原本是给政府干活,而且还有职务,根据水浒的说法,日子过得很不错,除了拿工资,还勾结黑社会(如晁盖等人),吃点外快,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,给钱从不小气(宋江: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?),只是一时手快,在被检举之前,干掉了自己的小妾,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。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,跟张献忠不一样,他原本是读过书的,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,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,还是懵懂无知,竟然造了反,好在运气不错,这么多年没被干掉,还混得不错。 但造反这活,混得不错是不够的,毕竟工作不太稳定,危险性大,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,希望在家孝敬父母,所以趁此机会,准备投降,换个工作。 刘国能这一投降,就把张献忠吓懵了:投降,还有抢生意的? 眼看问题严重,他立即派出使者,去找熊文灿,表示近期就投降了。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,没有盛情挽留,反而表示,关于投降的问题,还要研究研究,才确实是否接受。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,现在成了供大于求,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,麻烦了。 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,非常机灵,立刻转变思路,决定,送礼。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,熊总督的道行很深(两广总督是个肥差),单是送钱估计没戏,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(反正是抢来的),派人送了过去,只求一件事,让我投降。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,如此好事,对熊总督而言,不干就不是人。他马上接受了投降,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。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,手下有七八万人,而他的驻地,在谷城(今湖北谷城)。 消息传来,崇祯极为高兴,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,大加赞赏。 杨嗣昌也很高兴,高兴之余,他提出了一个想法。 客观地讲,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,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,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,天下就消停了。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,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,办一件事——打李自成。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,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,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,比如砍人放火之类,专用术语,叫沾点血,今后才好一起干。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,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,就让人干这种事,似乎有点过分,所以也就这么算了。 对崇祯的信任,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,那也是很正常的。作为投降专业户,他所要考虑的,是什么时候再造反,以及造反之后,什么时候再投降。 实际情况,似乎也是如此,崇祯十一年(1638)十月,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,很明显,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,开始私下联系,蠢蠢欲动。而以熊总督的觉悟,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,才能反应过来。 然而,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,一个消息,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。 三个月前,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,跑到了四川,刚到四川时,李自成过得还可以,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,他就退往山区,双方僵持不下,李自成瞅了个空,又跑回了陕西。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,洪承畴都礼送出境,送出去就行,确保他别回来,并不多送,但这次李自成发现,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。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,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能人,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、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。 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,一直跟在后面,且玩命地打,比如曹变蛟,带着三千骑兵,跟了二十多天,连衣服都没换(未卸甲),连续击败李自成,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。 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,是因为挨了骂。按照防区划定,陕西归孙传庭管,四川归洪承畴管,照孙传庭的想法,李自成进了四川,就别让他再出去了,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,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。 孙传庭自然不干,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,让自己背黑锅,气得不行,就告了一状。 这一状相当狠,崇祯极为愤怒,马上就批了个处分,那意思是,你想干就好点干,不想干我就干你,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,连夜开会,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。 对方突然下猛招,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,连陕西都没呆住,只能往外跑了。 一路往西北跑,跑了几天几夜,到了甘肃,终于没人追了。 但过了几天,李自成才明白,不追是有理由的。 在明代,西北是比较荒凉的,陕西的情况还凑合,再往外跑,基本就没人了,所以压根没必要追,让他自己饿死就行。 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,事情也正如他所料,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,没人、没粮,一个多月,损失竟然过半,已经穷途末路。 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,没过几天,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,又回来了——从他的眼皮底下。 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,毕竟刚刚作过检查,还出这么大的事,随即写信,向崇祯请罪。 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,一句话都没说,只是让他戴罪立功。 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,从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,马上找到孙传庭,要跟他通力合作,彻底解决李自成。 孙传庭很够意思,啥也不说了,立即调兵,发动了总攻。在一个月里,跟李自成打了四仗。 四仗之后,李自成只剩一千人。 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,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。 原本几万精锐手下,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,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,也带着人当了叛徒,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,感到了刺骨的寒意。
如果是张献忠,到这个时候,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,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,他依然坚定。 但再坚定,都要解决问题,李自成明白,老呆在山里,终究是不行的,必须走出去。 经过分析,他正确地认识到,四川是不能去了,陕西也不能去了,要想有所成就,唯一的目的地,是河南。 河南有人口,有灾荒,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,所以,这是李自成最好的,也是唯一的选择。 而从汉中到河南,必须经过南原。 南原,位于潼关附近,是此去必经之路,为了交通安全,李自成在出发前,进行了长期侦查,摸清地形,为了麻痹敌人,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,直到所有官军撤走,才正式上路。 一路上,李自成相当机灵,数次避过官军,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。 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,只要通过这里,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。 一个月前,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,躲进山里的时候,孙传庭认为,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,必须立刻进山围剿,至少也要围困。 然而洪承畴反对,他认为既不要围剿,也不用围困。 孙传庭很愤怒,他判定,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,而且他的进攻方向,一定是河南。 这一次,洪承畴没有反对,他说,确实如此。 既然确实如此,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? 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,是潼关南原,无论他从何处出发,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。 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,他才发现,自己落入了陷阱。 据史料记载,为了伏击李自成,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,每隔数十里,就埋伏一群人,山沟、丛林,只要能塞人的地方,都塞满。 如此架势,别说突围,就算是挤,估计都挤不出去。 所以从战斗一开始,就毫无悬念,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,挨了闷棍后,李自成开始突围,往附近的山里跑,然而跑进去才发现,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,于是又往外跑,跑了一天,没能跑出去。 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,是他的精锐亲军,九年来,南征北战,无论是四川、陕西、钻山沟,绕树林,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。 到了南原,就再也走不动了。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,终究没能突围出去,从白天打到晚上,一千个人,只剩下了十八个。 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,他趁着夜色,率领部将刘宗敏,逃出了包围圈,他的手下全军覆没,老婆孩子全部被俘。 在一片黑暗中,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,在那里,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。 至此,西北民变基本平息,几位著名头领,基本都被按平,要么灭了,要么投降,没灭也没降的,似乎也很悲哀,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,是很郁闷的。 张献忠老实了,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,工作不好找,如果再去造反,吃饭都成问题,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,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。(谷城基本归他管) 消停了。 民变基本平息,朝廷基本安定,要走的走了,要杀的杀了,要招安的也招安了,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,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。 对目前的情况,崇祯很高兴,他忙活了十年,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,他曾对大臣说,再用十年,必将社稷兴盛,天下太平。 十年? 一年都没有。 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,他看到的,并不是曙光,而是回光,回光返照。 天朝上邦 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,一件事情的发生,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。 崇祯十一年(1638),皇太极决定,进攻明朝,清军兵分两路,多尔衮率左翼军,岳托率右翼军,越过长城,发动猛攻。 应该说,为了这次进攻,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,他不去打关宁防线(也是实在打不过来),居然绕了个大圈,跑到了密云。 密云的守军很少,但几乎没人认为,清军会从这里进攻,因为这里山多,且险,要从这里过来,要爬很多山,而且很难爬,要爬很久。从这里打进来,那是绝无可能。 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,最喜欢听到的话,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,很自信地表示,古董的某某特征,是绝对仿不出来的。 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,那是无从考证,但他选择的地方,就是这里,他的战术非常简单,就是爬山。 清军到这里后,开始爬山,确实很多山,很难爬,足足爬了三天。 但终究是爬过来了。 清军爬过来的时候,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,且喝大了,脑袋比较晕,清军都到密云了,他才明白过来。 人喝醉之后,有两个后果,一、头疼,二、胆子大。 这两个后果,吴总督都有,最终后果是,头疼的吴总督,胆大无比,带着几千人,就奔着清军去了。 喝醉的人,要是一打一,仗着抗击打能力,还有点胜算,但要是群殴,也就只能被殴,没过多长时间,吴总督就被殴死了,清军突破长城防线,全线入侵,形势万分危急。 密云距离北京,今天坐车,如果没堵车,大致是两个钟头,当年骑马,如果没堵马,估计也就一两天。 离京城一两天,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,所以消息传到京城,大家都很恐慌,只有几个人不慌,其中之一,就是崇祯。 崇祯之所以不慌,是因为六个月前,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,而且连入侵的时间,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 六个月前,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,方式都告诉了他,这个人并非间谍,也不是卧底,他的名字,叫皇太极。 半年前的一天,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,这个故事比较长,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: 在东汉,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,跟匈奴议和了。 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,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。 客观地讲,这是唯一的方法。 就军事实力而言,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(最大兵力二十万),但战斗力相当强(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,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),明朝的军队人数,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,但能打仗的(辽东系、洪兵、秦兵),也就是二十多万,要真拉开了打,估计也不太行。 好在地形靠谱,守着几个山口,清军也打不过来,所以按照常理,是能够维持的。 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,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,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,所以杨嗣昌建议,跟清朝和谈,先解决内部矛盾。 其实杨嗣昌的故事,还有下半段:刘秀跟匈奴和谈,搞定内部后,没过多少年,就派汉军出塞,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。 所谓秋后算账,虽然杨嗣昌没讲,但崇祯明白,所以他决定,先忍一口气,跟清朝和谈,搞定国内问题先。 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,只有三个人,包括崇祯、杨嗣昌、太监高起潜。 为保证万无一失,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,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,跑到皇太极那边,说要谈判。 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,说愿意和谈,而且表示,如果和谈成功,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。 当然,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,末了还说了一句,如果和谈不成功,我就打过去,具体时间,是在今年的秋天。 崇祯愿意和谈,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 过了几个月,在他的暗中指使下,杨嗣昌正式提出,建议与清朝和谈。 此后的事情,打死他都想不到。 建议提出后,按史料的说法,赞成的人很少,反对的人很多,事实上,是只有人反对,没有人赞成。 最先蹦出来的,是六部的几个官员,骂了杨嗣昌,然后是一拨言官,说杨嗣昌卖国,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,全家死光光。 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,是最后出场的人,一个人——黄道周。 黄道周同志的简历,我就不多说了,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,叫“黄圣人”,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,堪称名副其实, 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,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,一通天理人欲,先把杨嗣昌说晕,然后发挥特长(他的专业是理学),从理论角度证明,杨嗣昌主张议和,是天理难容,违背人伦等等。 说了半天,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,崇祯虽然气不过,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,也没办法,等辩论完了,也不宣布结果,当场就下了令,黄道周连降六级,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。 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,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,杨嗣昌再也没提,大家都能等,皇太极例外,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,眼看没了消息,认定是被忽悠,就又打了进来。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,和谈是最好的出路,其实问题很简单,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,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,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,无非是要点钱,弄点干货,也就完事了。 但如此简单的问题,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,如此多人反对,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——心态。 我曾研习过交通史(中外交往),惊奇地发现,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和人其实差不多,穷了,就瞧不起你,打你,富了,就给你面子,听话。 比如美国,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,说打谁就打谁,盟友遍布天下,时不时还搞个会盟,弄个盟军,朋友遍天下,全世界人民都羡慕。 但这事你要真信了,那就傻了,要知道,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,听话,就是友好邻邦,就给美元,给援助,很人道,不听话,就是流氓国家,给导弹,很暴力。 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,导弹那是贵,一百万美元一个,照扔,一扔就几十个,心眼太实在,我估摸着,要全换成手榴弹,从飞机上往下扔,也能扔个把月。 归根结底,就是两个字,实力。 谁有实力,谁就是大爷,没实力,就是孙子,美国有实力,其实也就一百多年,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,奋发图强,终成超级大爷。 相比而言,中国当大爷的时间,实在是比较长,自打汉朝起,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,虽然中途闹腾过,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,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,往死了派留学生,相对而言,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,大部分时间,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,直到明朝中期,都是世界领先。 鉴于时间太久,心态难免有点问题,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,开始当大爷了,就派使者到中国,见到乾隆。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。 然后,乾隆同志对他们说,回去给你们乔治(当时的英国国王)带个信,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,你的贡品我收到了(战舰模型),我天朝应有尽有,你就不要再费心了,给我送这些东西,是比较耽误事的,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,生活很困难,好好种地,我这里东西很多,赏点给你,回家好好用吧。 几十年后,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,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。 这种毛病由来已久,毕竟牛了太多年,近的朝鲜、越南、日本且不说,最远的,能打到中亚、西伯利亚,自古以来,就是天朝上邦,四方来拜,外国使臣来访,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,临走还捎堆东西,说天朝物产丰富,什么都有,只管拿,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,没文化,落后,看你可怜,给你几个赏钱。 牛的时候,怎么干都行,等到不牛了,还想怎么干都行,那就不行了。 明朝的官员思维,大致就是如此,就军事实力而言,谈判是最好的选择,然而没有人选择。 这种行为,说得好听点,叫坚持原则,说得不好听,叫不识时务,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,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。 十年前,我读到这里的时候,曾经很讨厌黄道周,讨厌这个固执、不识时务的人,我始终认为,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。 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 七年后,当清军入关时,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,辅佐唐王。 唐王的地盘,大致在福建一带,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,很想打回老家,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——郑芝龙。 郑芝龙的打算,是混,无论清朝明朝,自己混好就行,唐王打算北伐,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,反正我不去。 唐王所有的兵力,都在郑芝龙的手里,所以说了一年多,只打雷不下雨。 这时黄道周站出来,他说,战亦亡,不战亦亡,与其坐而待毙,何如出关迎敌。 唐王很高兴,说你去北伐吧,然后他说,我没有兵给你。 黄道周说,不用,我自己招兵。 然后他回到了家,找到了老乡、同学、学生,招来了一千多人, 大部分人都是百姓。 隆武元年(唐王年号,1645),黄道周出师北伐,他的军队没有经验,从未上过战场,甚至没有武器,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,叫做锄头、扁担。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,叫做“扁担军”。 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,她召集了许多妇女,一同前往作战,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,史称“夫人军”。 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,也能明白,这是自寻死路。 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,明知必死无疑。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,绝不妥协。 三个月后,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,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,也是最后一仗。 结果毫无悬念,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,黄道周全军覆没。黄道周被俘,被送到了南京,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,他严辞拒绝。 三个月后,他在南京就义,死后衣中留有血书,内容共十六字: 纲常万古,节义千秋,天地知我,家人无忧。 落款: 大明孤臣黄道周 正如当年的他,不识时务,绝不妥协。 有人曾对我说,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,因为麻烦太多,天灾人祸、内斗外斗,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,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,实在太不容易。 我想想,似乎确实如此,往近了说,从鸦片战争起,全世界强国(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)欺负我们,连打带抢带烧带杀,还摊上个“量中华之物力”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,打是打不过,搞发展搞不了(洋务),同化也同不了(人家也有文明),软不行,硬也不行,识时务的看法,是亡定了。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,挺过英法联军,挺过甲午战争,挺过八国联军,挺过抗日,终究没有亡。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,无论时局形势如何,无论对手有多强大,无论希望多么渺茫,坚持,绝不妥协。 所以我想说的是,当年的这场辩论,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,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,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,但不妥协的人,应该得到尊重。 面对冷酷的世间、无奈的场景,遇事妥协,不坚持到底,是大多数人、大多数时间的选择,因为妥协,退让很现实,很有好处。 但我认为,在人的一生中,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,应该不妥协,至少一两件。因为不妥协、坚持虽然不现实,很没好处,却是正确的。 人,是要有一点精神的,至少有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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